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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素读经典
素读经典

更新时间:2009-04-03 17:04:13 点击数:8126 [字体: 字体颜色]
 

经典的能量

伊塔洛 ·卡尔维诺在《为什么读经典》一书中列举了十四条经典有别于非经典的特质,其中第三条是这样概述的:经典作品是一些产生某种特殊影响的书,它们要么本身以难忘的方式给我们的想象力打下印记,要么乔装成个人或集体的无意识隐藏在深层记忆中。
  
卡尔维诺是这样解说这条定义的:这种作品有一种特殊效力,就是它本身可能会被忘记,却把种子留在我们身上。
  
经典作品,有种子的能量!
  
我们一生中邂逅的书籍,哪些作品曾经把种子留在了我们身上呢?哪些作品能为我们的想象力打下深刻的印记,把种子的能量蕴积于我们的深层记忆中呢?
   
只有经典作品!
   
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说:“如果我现在要教孩子的话,也要他念这些古书(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),暑假时也盯着他背古文、背诗词,我觉得这几千年的文化遗产,非常可贵。我认为念中国诗词,真是人生的一大享受……我觉得我们应该鼓励背书,多背古文、多背诗词,这对于文字表现是一种最好的训练。”《我的国文老师》
   
白先生提到的古书(古文、诗词)就是经过时空淬砺的中华民族的经典,是有别于他民族的本民族护身符。作为一个中国人,这样的作品,我们是不该只凭“道听途说就以为自己懂了”(卡尔维诺语)而暗自轻视。每个读书人都值得切实下一番研读的功夫。
  
 六经注我,而后才是我注六经。
   
很遗憾的是,长期以来,我们一直止步于经典的扉页前,许多语文老师连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小说都不曾读过或读不动了。单从语文教学的角度看,我们甚至一度在试图绕过经典训练而奢望开辟出康庄大道,到头来却发现四面楚歌,举步维艰。
   
什么是“素读”?
   
早在19783月,吕叔湘先生就在《人民日报》上撰文批评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少、慢、差、费,指出这是“不容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”。他不无感慨地说;“十年的时间,2700多课时,用来学本国语文,却是大多数不过关,岂非咄咄怪事!”(《语文教学中两个切近的问题》
   
吕叔湘先生说的“咄咄怪事”,后来又改观了多少呢?1995年《人民日报》以《大学生的汉语怎么了》为题直接指出中小学语文教育存在着严重的问题。
   
时至今日,一个学期,教研室的教研员,学校领导,老师,家长和学生几乎全民皆兵,费尽心计,却奈何不了那本只有三十篇课文的语文课本,绝大多数学生学得苦不堪言,这怎么得了!
   
新课标的推行,迎来了语文教学的新天地。然而,几年过去了,就笔者所看到的状况,学生真正受惠于新课标理念的并不多。比如,一二年级要求每个学生的阅读量要达到5万字以上,可网上公布的数据显示,能达到这个要求的是少之又少。老师和学生依然难从高耗低效的语文困境中突围。
 
 不由得想起旧时的私塾。旧时只要有机会进私塾的童子,两三年功夫,就可吟诗作对,出口成章,挥豪成文,为什么?旧时的先生有什么魔法吗?
   
私塾里走出来的梁实秋先生在《岂有文章惊海内》中说:“我在学校上国文课,老师要我们读古文,大部分选自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古文释义》,讲解之后要我们背诵默写。这教学法好像很笨,但无形中使我们认识了中文文法的要义,体会摅词练句的奥妙。”
   
南怀瑾先生也不止一次袒露自己的心得:“我们以前读书是这样读的,会背来的……不要讲理由,老师说读啊,我们就开始吟唱了……结果几十年过去了,还装在脑子里。”(《南怀瑾讲演录》)
   
注意,梁先生和南先生所说的那种“读”和“背”跟我们今天的做法都是截然不同的。
   
首先,他们所讲的那种“读”法跟我们今天的读法是大相径庭,那时采用的是古代私塾授课的读法。从春秋时代到清末废除科举,中国人读经(主要指“四书五经”)的历史有2400多年,一直是采用私塾授课。
    
日本人把我们那种私塾授课方式定义为“
素读”。国际著名的右脑开发专家、日本教育学博士七田真在《超右脑照相记忆法》的“第五章——教育的原点是背诵和记忆”里这样论述:“‘素读’就是不追求理解所读内容的含义,只是纯粹地读。明治以前的日本教育就是这样按字面来教孩子‘素读’中国的四书五经的。”七田真还说:“这种不求理解、大量背诵的方法是培养天才的真实方法,也就是右脑教育法。犹太教育培养出了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,他们的教育就是以记忆学习为中心,强调反复朗读。”
   
日本筑波大学的加藤荣一教授在《
天才满世界》一书里讲述了一件事。他说:“199131日,我在竹村建一先生的宴会上遇到了创业家井深先生。我向他请教‘使脑子变聪明的方法’。他回答说:就是要大量的死记硬背啊。古代日本人的做法就是‘素读’——不求理解含义、只照着字面朗读汉籍(即中国的经史子集)。战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科学家有10个人,他们全都作过这种‘素读’练习。汤川秀树先生从3岁就开始接受这种训练了。”
   
“素读”对我们本民族的优秀人才有过怎样的影响呢?远的不说,单是20世纪前半叶的那一代文化人,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!钱穆9岁就熟背“三国”,除把“四书”全部“吃”到肚子里外,还背熟了《朱子章句集》;更令人不敢想象的是,他后来还能背《史记》——史学大师就是这样锻造出来的呀!现在又有谁能像茅盾一样把《红楼梦》倒背如流、像鲁迅一样在幼小时期就背下了《纲鉴》?倘若不是有确凿的文字记载,谁能相信辜鸿铭竟然把37部《莎士比亚》戏剧全部背诵下来?而杨振宁在初入中学时背诵过整本《孟子》……
   
原来,“素读”中国的经典(经史子集)真的会使脑子变聪明。不难理解,倘若坚持“素读”古今中外的经典,脑子肯定会更聪明。
   
这种使脑子变聪明的法子却被中国人自己遗弃了。1912119日,首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了《普通教育暂行办法》教育法规:下令“小学读经科,一律废止”。“五四”运动以后,“四书五经”更是首当其冲被视为封建主义的罪魁祸首而遭批判。从此以后,入选中小学课本的都是大白话一样的文选,自然不需“念经”似的记诵,以背诵为主要目的的“素读”在课堂上就此式微。
   
不可否认,自1912年的废止读经,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解放思想的伟大壮举!但,近一个世纪过去了,回顾母语教学之路,我们远离经典的脚步是否该有所修正呢?
  
“五四”运动二十多年后,朱自清先生已看到了抛弃“素读”经典的问题的严重性。他在《经典常谈》中说:“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,而在文化。”因此,他提出:“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……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,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,也有接触的义务。”而钱伯诚先生在给朱先生这本书的再版前言中,旗帜鲜明地提出:“经典训练并不就是恢复读经教育。恢复读经教育是开倒车,这是‘五四’运动早已解决了的问题。但一股脑儿反对读经,走极端,弃之如敝履,造成文化的断层,这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。这却是‘五四’运动未曾解决好的问题。”(见《经典常谈》朱自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6 4月)

    足见,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,接受本国经典的训练是必须的义务。经典,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血。
   
然而,对于尚未具备“相当教育”的中小学生而言,是否也有接受经典训练的必要呢?时下不少人质疑,为什么要读那些距今已经一两千年的经史子集?这是一个宏大的课题,非我这样一个小学老师的三言两语可力透的,姑且放下不论。但从母语教学的规律而言,却是一个不可模糊的概念。
   
汉语的发展具有非常强的因袭性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我们的母语体系就已经相当完善了,语言的词汇、词性结构、句法结构以及音乐质感等各方面都已相当成熟。每一个读过诸子百家典籍的人,无不被那精辟洗练、生动优美的语言文字所震撼。我们至今仍沿用的格言、成语等经典词句大多数源自诸子百家的学说,汉语言活力的源头就在我们的经史子集的典籍里。单是这些典籍的语言风格,就足为后世的模范。比如有学者这样论述《孟子》的语言:“后来统治了我国2000多年的标准书面语,在《孟子》那里已经臻于成熟,并成为后世古文家绝好的典范”(《30部必读的国学经典》)。我们现在所读的白话文章,就语言文字而言,却鲜见有经典文本那种精炼简约、晓畅准确的功力。
    
正因为如此,
古代私塾里提倡“素读”就是“背”,是要求忠实原文、一字不漏地背诵。整篇背诵的奇妙功效是不言自明的。唐代诗人杜牧在《答庄充书》中论述:好文章是“以意为主,以气为辅,以辞采章句为兵卫”的。任何一篇好文章绝不是字词句段的拼盘,可以随意拆散随意组合,它是“意”、“气”相连,受“兵卫”呵护而贯穿始终的。我们现在是常常让学生断章取义地“选择你喜欢背诵的段落”,这种碎片似的记诵缺少整体意境,往往记得不深刻。因而,大多数学生对课文中的字词句都没多少印象,只是了解内容,而难以达到对文意的深刻感受,更谈不上对作者行文的“气”势参悟了。
   
再者,单从识字而言,我们知道一个人只要掌握2400个常用字就可自行阅读。可是,我们现在要用六年的时间才让学生学完2500多个汉字,按六年的语文课时计算,平均每天识字才一个多点,这在任何一个语系的学习里都是不可能有学习成就的。最可惜的是,六年后,一个人的阅读兴趣培养期已经错过了,再补就为时已晚了。而古代私塾的“素读”,不追求讲解的精深透彻,学生有足够的诵读时间,在反复的朗读中自悟自得。那时选用的教材都是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千家诗》《声律启蒙》《笠翁对韵》《唐诗三百首》等韵文或诗词,每个汉字都是置于具体的语言环境中,学童在大量的诵读中不知不觉地熟知了文字的音、形、义,无须独立识字。经口诵心唯的训练,一两年时间就可以认识大量的汉字。为早期的拓展阅读和写作提供了条件。比如一篇《千字文》不用一个月学生就可背得滚瓜烂熟,文中只有6个字是重复使用过一次的。也就是说,不用一个月背熟它,基本能认990多个汉字,而四字一词的《千字文》每一句都是有具体意境可帮助记忆的,背熟了终生难忘。
   
如此而见,旧时私塾那种做法的初衷和终极目标都体现为“积累”:在童蒙时期输入大量的经典的完整的文本信息,为言辞行文确立了可效仿的典范,以期达到将来的厚积薄发之功。这是遵循了语文的习得之道。
  
另一方面,汉语那些 “能把种子种在读者身上的作品”,几乎都集中在被我们称为“古文”的典籍里。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大厦之基础,更是一个中国人的母系血缘,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就靠着那些典籍为载体一路舒展到我们眼前,我们怎能舍弃呢?
  
可见,无论从汉语的习得之道还是对培养民族特质而言,都决定了我们不可忽视对本民族的经典的学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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